追问｜复旦厦大团队重建河西走廊人群历史，敦煌发现欧亚“混血”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河西走廊人群至少发生了一次明显的遗传成分转变；在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佛爷庙湾墓地曹魏时期和唐代的个体中各有1例欧亚大陆东西部的混血个体，其欧亚西部祖先成分分别高达30%和50%，这两个个体都显示出当地男性和欧亚西部女性的偏向性混合；现今河西走廊人群是欧亚西部相关血统和本地历史时期人群血统的混合，其中欧亚西部祖先成分为5%-20%。河西走廊自古便是东西方人群交流的必经之路，由于古DNA数据的缺乏，该地区人群历史的研究近乎空白。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的嘉峪关关城（7月14日摄，无人机照片）。近日，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卿团队联合厦门大学王传超团队通过古基因组重建了河西走廊人群的遗传历史，证实了重大历史事件对河西走廊人群的影响。他们发现，早在汉代，黄河中下游的大规模移民便参与了河西走廊的建设；在汉代至唐代的敦煌，已经出现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并存的证据，而现今河西走廊的人群普遍受到额外的欧亚西部人群的遗传影响。相关论文已于12月16日在《科学通报》（Science Bulletin）上发表，题为《古基因组揭示河西走廊过去两千年的遗传史》（Inferring the demographic history of Hexi Corridor over the past two millennia from ancient genomes）。近日，文少卿在接受澎湃科技专访时表示，他们对于河西走廊古代人群的研究开始于2018年夏天，耗时5年才完成，“河西走廊是东西方交流的重要通道，在这个区域我们可以看到来自欧亚大陆西部和欧亚大陆东部的物质文化资料的交流与融合，但是一直未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欧亚大陆西部的人群是否也随着这些文化因素一起进入河西走廊。来自欧亚大陆西部的人群是否进入过河西走廊？进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进入汉唐时期，河西走廊发生了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包括河西走廊纳入汉王朝的管辖范围、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开通、区域性政权的建立等。这些历史事件对河西走廊的人群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引起了我们强烈的好奇心。”研究团队获取了25例来自河西走廊中部的黑水国汉代墓地和河西走廊西端敦煌佛爷庙湾曹魏——唐代墓地的古基因组数据，并整合已发表的河西走廊及其周边人群的古基因组和现代人的全基因组SNP芯片数据进行群体遗传学分析。“一般情况下大家认为西北地区的样本是比较好做的，而且我们的样本是历史时期的样本，但在整个课题的实施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文少卿告诉澎湃科技，敦煌佛爷庙湾古墓群位于敦煌市以东、瓜敦公路以南的戈壁上，受干旱气候环境和埋藏情况的影响，部分骨骼严重酥粉化，这对于DNA的保存非常不利。其次，很多考古人员都希望一个遗址一个遗址开展工作，文少卿更想看到整个河西走廊的大故事，所以他们需要获得对方的理解和支持。幸运的是，甘肃省考古研究所最终全力支持了他们的工作。河西走廊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的遗传变化。图片来源：研究团队论文最终研究团队发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河西走廊人群至少发生了一次明显的遗传成分转变：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上游新石器晚期祖先成分转变为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晚期铁器时代早期的祖先成分，这种转变甚至影响到了新疆东部。研究团队认为，这次遗传成分的显著转变，与张骞“凿空”及汉王朝经略西域并设置“河西四郡”的历史息息相关。《史记·平淮书》云：“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这表明汉王朝在设置郡县的同时，向朔方、陇西、河湟、河西走廊和西域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屯田。这些移民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黄河中下游的郡县，包括弘农郡、河内郡、琅琊郡，昌邑国、河南郡及大河郡等。也就是说，上述古DNA研究结果证实了汉代以后，黄河中下游的大规模移民便参与了河西走廊的建设。这次研究的另一个发现是，在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佛爷庙湾墓地曹魏时期和唐代的个体中各有1例欧亚大陆东西部的混血个体，其欧亚西部祖先成分分别高达30%和50%。研究人员在论文中表示，鉴于敦煌从汉代到唐代在国际上的重要性，以及这几个世纪中西方的商人的到来和佛教的传入，观察到东欧亚——西欧亚混合血统并不奇怪。有趣的是，这两个个体都显示出当地男性和欧亚西部女性的偏向性混合，而且这种人群混合模式在契丹和蒙古帝国中也有发现。文少卿解释，女性含有两条X染色体，男性只有一条X染色体，男女贡献X染色体的比例是1:2，而男女贡献常染色体的比例是1:1。他们计算了目标人群中欧亚大陆东部和欧亚大陆西部成分对X染色体和常染色体的贡献比例，发现在这两个个体中，欧亚大陆西部成分对目标人群X染色体的贡献高于常染色体，说明欧亚西部的成分表现出女性偏向性的混合，也就是说这两个个体西欧亚成分的混入是由女性带入的，是来自西欧亚的女性个体与当地男性通婚的后代。“其实，不同民族的通婚在这一时期是比较常见的，我们在很多历史文献及图像资料中都可以看到相关的记录。”文少卿说。研究团队认为，欧亚大陆东西部混血个体的发现，是敦煌这座城市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并存的佐证，丝路繁华的缩影。通过对现代人的全基因组SNP芯片数据的分析，研究团队发现，现今河西走廊人群是欧亚西部相关血统和本地历史时期人群血统的混合，其中欧亚西部祖先成分为5%-20%。与历史时期的河西走廊人群相比，现代甘肃汉族及河西走廊特有的民族（包括东乡族、保安族和裕固族）普遍受到了额外的欧亚西部人群的遗传影响。据推测，河西走廊人群欧亚西部人群和本地历史时期人群的混合时间约在距今600-1000年，大致相当于宋元时期。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蒙古帝国扩张。史料记载，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西征的过程中，从中亚、西亚等地征召大量的军士和工匠，这些人成为蒙古军的一部分，他们部分驻守在了河西走廊。此外，元朝政府为了充实河西走廊的户籍，也从西域迁徙大量的军民到河西走廊驻屯。这些历史事件都深刻地影响了河西走廊现今语言-民族格局的形成。此外，与早期历史敦煌发现的偏向女性的欧亚西部混杂事件不同，研究人员在今天的河西走廊人群中没有发现明显的性别偏向混杂模式。“这一时期大规模的东西方人群混合可能跟蒙元时期欧亚大陆交流通道的进一步畅通有关，大量来自欧亚大陆西部的人群进入中国，他们可能更多是以家庭为单位，而非针对某一性别的迁徙，所以并未显示出有性别的偏向性。”文少卿解释道。据文少卿介绍，东西方人群和文化的交流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不仅是河西走廊，整个丝绸之路都是东西方人群交流的重要通道，其研究团队下一步将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讨论东西方人群和文化交流的整个过程。2019年，国际知名期刊《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从中石器时代到近现代欧洲罗马人群遗传史的文章。文少卿表示，相比之下，欧亚大陆东部的古长安城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可惜至今没有古长安人群遗传史的研究，“汉唐在我国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所以研究这一阶段的人群发展历史有重大科学价值。我们在西安收集到的汉唐遗址人骨材料较为丰富，计划通过这些古基因组勾勒出属于自己的古长安城人群的遗传历史，复现汉唐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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